一、《条例》是进一步完善网络空间法律规范体系的应然需要

 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《网络安全法》《数据安全法》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和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》《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》等网络空间基本法律法规相继发布施行，对国家网络安全、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做出顶层制度设计，提出全面规范的更高要求。一段时间以来，公共场所视频图像信息管理要求不完善，公共安全视频系统运行、数据保护责任落实不到位，安全防护能力相对不高，存在系统被侵入或控制，数据被非法获取、非法删除、修改、隐匿、增加等现实隐患和风险，威胁公共安全、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安全，甚至危及国家安全，亟须通过专门立法予以规范。《条例》作为专门立法的制定与实施，以强化公共安全视频系统安全为抓手，将该系统与所承载的数据、信息及其使用活动纳入管理范畴，是充实《网络安全法》《数据安全法》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和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》《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》等所构筑的网络空间基本法律规则和秩序的应有之义，是进一步完善网络空间法律规范体系的应然需要。

 

二、《条例》是调节相关社会关系的迫切要求

 

随着大数据、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，公共安全视频系统的数据采集、存储、分析和智能化应用能力得到质的飞跃，极大地提升了治安防控和应急管理等效能。然而，技术能力的跃升也同步放大了数据安全风险，数据泄露、超范围采集、行为画像、算法偏见以及个人隐私空间被压缩等隐患日益凸显，深刻影响着管理者与个人、系统管理者与信息主体、技术发展与伦理法律边界等核心社会关系。《条例》调节这一系统模式下的公共安全、个人信息权益等社会关系，规范相关主体行为，为系统的规划、建设、运行及数据收集、存储、使用、共享、提供、公开、删除等全流程活动建立清晰、统一且具强制力的规则。《条例》在确保系统有效服务于公共安全核心目标前提下，遵循比例原则，提升物理环境的安全感，增强公众对个人信息被合法、正当、必要使用的信任感，也为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公共安全领域负责任的、符合伦理的应用奠定了规则基础。

 

三、《条例》是回应广泛关切的现实需要

 

公共安全视频系统在发挥巨大效能的同时，因技术局限、管理疏漏或人为因素，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安全风险。现实中，个别地区一些系统的使用单位或其工作人员，出于利益驱动、管理不善或法律意识淡薄，实施了非法采集视频图像信息、非法对外提供甚至公开传播等行为，引发社会公众的广泛忧虑和深切关注。《条例》直接、有力回应这些现实风险和公众关切，旗帜鲜明将“保护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权益”置于立法目的，针对实践中暴露的痛点问题，制定具体、可操作的规范。《条例》细化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第26条在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、个人身份识别设备规则，强化事前告知与透明性，保障个人知情权，提出“合理确定图像采集设备安装位置、角度和采集范围，并设置显著提示标识”等要求，并明确未设置显著提示标识的，由公安机关予以责令改正。针对实践中非法安装图像采集设备侵犯个人隐私问题，《条例》划定绝对禁区，明确禁止安装图像采集设备的特定区域和部位，同时压实系统管理单位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第一责任人的义务，从源头上防范风险，严格控制图像信息的对外提供和公开传播，明确了公安机关的监管职责和问责机制等。

 

总的来说，《条例》正面回应社会关切，有效化解公众疑虑，增强了社会对技术应用的信任感。